從“誰污染誰治理”到“誰治污誰收費”，浙江在污染治理上轉了個身。然而，今年浙江省“環保風暴”的結果，卻似乎讓這個轉身樂不起來了。在環保局公布的28家環保不良信用企業中，竟有13家是治污企業。一時間，懷疑之聲四起：是浙江的環保“轉身”偏離了方向，還是這種“轉身”根本就是踏上歧途？

“環保風暴”刮出13家不良治污企業

今年2月22日，多次刮起“環保風暴”的浙江省環保局，再次向社會表達了治理污染的決心，公布了首批28家環保不良信用企業。這被認為是環保整治走在全國前列的浙江省，開始利用信用手段約束污染企業的重大舉措。
但人們卻驚異地發現，在這28家企業中，竟有13家為污水處理企業。
公告顯示，13家企業中，溫州平陽水頭制革廢水處理基地等7家企業在2005年多次環保監督監測中達標率均為0，其他6家企業的達標率也非常低。
“治污企業又成了新的污染源！”公告出來后，社會上一片嘩然。嘉興市民張偉告訴記者：“這次對于我們民眾來說，信心上的打擊可能比實際污染造成的影響還要大。幾年來，我們聽到的都是政府用鐵腕在治理污染，大家很高興，但想不到結果卻是連污水處理廠都成了污染源。我們還有重回碧水藍天的希望嗎？”
在這次“環保風暴”中，嘉興市更是成為眾矢之的。因為在13家污水治理企業中，嘉興就占了6家。處于輿論漩渦之中的嘉興市環保局局長潘啟明一臉的郁悶：“公告出來后，上至市委書記和市長，下至黎民百姓，都在責問我這是怎么回事。對此，我個人感情上確實覺得有點委屈。”
據記者調查，實際上嘉興市近年來的治污力度很大，也得到了各方面的積極評價。
由于地理位置特殊，上游的錢塘江污染和江蘇的邊界污染都進入了嘉興市，再加上嘉興這幾年工業發展很快，污染治理任務很重。該市幾年來水質基本上穩定，沒有進一步惡化，主要就是得力于治污力度很大。去年，嘉興市對污染企業處罰了2800多萬元，單個案件處罰達到7萬元，處罰力度在整個浙江省名列前茅。
對于這次“環保風暴”的結果，潘啟明認為，不能因此就全面否定治污工作。但浙江省現在推行的“誰治污誰收費”的治污新模式，確實導致了污水治理企業集中爆發成為新的污染源。

治污良方還是南轅北轍

近年來，浙江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使得環保壓力急劇增加，環保需求與滯后的環保治理模式之間的矛盾愈發明顯。
為了突破“困局”，近年來，浙江逐漸將環保向民間資本開放，引入市場機制，探索“誰治污誰收費”的污染治理新模式。在這種模式下，各企業在交費后，把所要排放的污水直接接到治污企業，由以前的“各自治理”變為現在的“集中治理”。
新模式推行后，浙江全省的污水治理企業發展到30多家，國有、民資和外資均有。然而，相對于巨大的污染問題來說，30多家企業可以說是杯水車薪。此外，新舉措實行過程中暴露出的一些問題，也影響了污染治理的成果。
一是一些污水處理廠在設計上比較落后，處理能力較弱。這種現象在民營污水處理廠中尤其突出。由于急功近利，部分民資企業比較短視，設計的往往是2年～3年左右的水量，很少有設計10年～15年水量的，因此導致總體規模偏小。而近年來浙江經濟發展很快，產能迅速擴張，結果使得治污企業的處理能力遠遠落后于生產發展需要。二是一些治污企業自身管理存在問題。有的企業由于管理不善，負擔又重，為減少處理成本，就會超標排放。大不了到時被罰款。三是許多排污企業有交了錢就可以隨意排放的認識誤區，往污水處理廠排放了大量超濃度污水。
嘉興市聯合污水處理廠在該市是規模最大的。該廠董事長朱春林告訴記者，公司一期工程自2003年4月投入試運行。在加快污水入網的同時，他們委托上海水務集團進行了工程工藝調試，并多次請上海、浙江有關專家進行論證，整個調試工作歷時一年。然而，雖經反復論證和調試，由于污水濃度太高，還是無法實現達標排放。
他說，工程服務區內50多家印染、造紙、化工等重污染企業大部分沒有啟動預處理設施。更為嚴重的是，部分企業受利益驅使，竟將回收濃縮過的高濃度污水偷排入網，有些企業排污濃度COD在2000mg/L以上。工程運行以來，污水濃度COD一直在800mg/L以上，最高月份COD月均超過1000mg/L，遠遠高于污水處理廠設計進水COD≤400mg/L的要求。
潘啟明說：“從‘誰排污誰治理’到‘誰治污誰收費’的轉變，把治污企業推向了環保前臺。然而由于治污企業現有的能力無法滿足治污需求，同時新模式實施過程中出現了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所以才會出現治污企業成為新污染源的狀況。”與他持同樣觀點的還有浙江省環保局污控處的高級工程師舒軍龍。他表示：“誰治污誰收費”的模式探索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今年“環保風暴”的結果也在提醒人們，不能忽視在新模式推行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這些問題解決不好，可能就會使這一探索功虧一簣。

完善新模式考驗政府調控能力

對于目前存在的問題，專家認為，根本出路是做大、做強環保產業，建立更多的污水處理企業，吸引更有實力的資本建設大規模的處理廠，改變目前“沙漏”式的治理現狀。但是，引導民間資本投資治污企業，目前還存在一些障礙。
首先，私人投資建設的污水處理廠享受的政策優惠遠遠落后于政府投資企業，影響了民間資本投入的熱情。
洪合鎮污水處理廠總經理徐錫彪說，目前對污水處理企業的政策優惠主要還是針對國家投資的大型生活污水處理廠。私營治污企業用地比照一般工業企業的政策執行，而且也享受不到減免稅，他的企業因此成為當地的納稅大戶。同樣，在排污收費方面，政府投資的污水處理廠向公共水體排放處理后的污水是不收費的，而民營治污企業卻要交費。
其次，治污企業與排污企業的利益關系急需得到協調。
現在，不論是排污企業還是治污企業都在抱怨收費問題。嘉興市七洲漂染有限公司董事長馮能觀說：“我們與洪合污水廠簽訂的污水處理合同為每噸2.35元，而原先自己處理的成本為1元左右。現在的成本肯定比自己搞要高。之所以還愿意跟他們合作，只是因為這樣比較‘安全’。以前就怕群眾舉報我們超標排放，現在風險不在我們這里了。”
而徐錫彪則抱怨，治污企業先期投入大，他的企業總投入達3000萬元，按照目前每年300萬元的毛利計算，收回投資至少要10年以上，而10年以后，污水處理裝置也需要作部分更新了。
浙江省環保部門的專家認為，對于環保產業這樣一種以贏利為目的的特殊公益性投資，如果沒有合理的投資回報，是很難發展起來的。為此，國家應該對這一新生事物給予積極的政策扶持。同時，政府還應該加強協調，平衡排污企業與治污企業的利益關系。只有建立起公平公正的政策體系，“誰治污誰收費”的市場化探索才會趨于完善。